北大教授俞可平谈政府创新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26日出席了中央编译局组织召开的“《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2008》出版座谈会”。主持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这个项目整整8年,俞可平教授今天向媒体交流了他在8年中参与和主持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计划的一些想法与体会。

,在政治改革,或者政府创新这个问题上,只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所有改革举措,都可以大胆的去试,去做。

只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都可以大胆试

他表示,政府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整个社会体制当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政府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政府创新不仅关系到政府自身的勤政廉洁、行政效率、执政能力,有关系到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关系到社会的公共服务于社会和谐。总之,政府创新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它的意义特别重大,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他强调,政府创新尤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冲突陈旧观念的束缚,尤其是要发扬温总理最近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训”。政府创新贵在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贵在创造性的制度变革。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过去所没有碰到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新产生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绝不能走回头路,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转变观念,开动脑筋,想出新办法,尽量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所以,我认为在政治改革,或者政府创新这个问题上,只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所有改革举措,都可以大胆的去试,去做。

要科学设计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俞可平教授表示,政府创新需要有整体战略和长远战略,要有科学的设计,使之具有可持续性。

他表示,政府的改革创新,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深远。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

他表示,政府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和效益取决于许多因素。从大的方面来说,要努力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考虑到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又要考虑到提高行政效率与降低行政成本的关系。既要考虑改革的力度与干部群众的接受度的关系,还要考虑党政关系,上下级关系,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等等,所以它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精心的设计,广泛的听取各种意见。如果政府创新方面做出一个不恰当的举措,或者是一些不恰当的制度规定,它的影响就会非常长远。不像建一个项目,建一个立交桥,像西直门桥建完以后不合适就拆,如果政府创新制度如果有错误,它的影响不是一下子消除的,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很多代价是不能够用经济成本来计算的,所以一定要有整体的战略,要有科学的设计。

他说: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任何创新都有风险,政府改革的风险尤其大。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鼓励政府的改革创新,许多大胆的改革创新举措就会因为没有制度保障而无法推出。在这里,要正确处理法律的合法性与政治的合法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个合法性的概念,一个是法律的合法性,一个是政治的合法性。法律的合法性,就是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政治的合法性,就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认可。这两个关系应当处理好。法律的合法性最终要符合政治的合法性,要进行修改相关的法律条文,鼓励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创新行为。我曾经特别地呼吁有关决策部门和领导部门,对那些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并且深入改革创新制度的应该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及时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形势使之转变为党和国家制度,并且在全国范围推动。我说过,不从制度上改革,不从制度上保证政府的创新,甚至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会停步不前。我曾经举一些例子,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有一些地方有很好的改革,比如说乡镇领导的公推公选,我们的调查是,首先它符合中央倡导的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同时很受人民群众拥护,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改革。但是因为过去没有明确的制度性规定,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就是这样一个好的改革,结果到现在加起来也不到300个乡镇在实行。我们总共有45000多个乡镇,还不到1%。

他还同时表示:要善于总结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创新动力问题。很多人很关心政府创新的动力,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有动力,为什么要做?政府的改革创新也面临着动力问题。从根本上政府改革创新当然是来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全球化的冲击,这是根本的。但是直接动力往往是压力,上级压力,下级压力,群众压力,其他单位的压力,来自体制内的激励,比如说做得好的可以升官,还有民间的激励,老百姓的拥护、支持,包括“政府创新奖”,这些都是直接动力,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手段,制度是政府创新持续动力的最可靠保障。政府创新无论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以制度的形式得到推广,都肯定难以维继。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有很多地方政府改革非常好,老百姓拥护,上级也肯定,但是改革的创新者,强势的领导一走,一变动,就没了。所以制度保证是给政府创新,政府改革以持久性的动力。

他还强调,各级党政应当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强力的改革创新精神。政府创新,说是创新它就不是被动的,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去做,也不是刻意的简单的模仿其他政府的做法。政府创新按照我的定义就是公共权利机构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这里的创造性改革,是政府创新的灵魂,有创造性,当然这个创造性绝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针对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并且符合行政管理的规律。这样的政府创新,首先需要创新者有一种不知个人利益,敢于为公共利益而承担后果的政治责任,需要一种为官育人、造福一方的冲动。也就是创新者首先要不计个人利益,要考虑政治责任,这一点非常重要。

政府创新切勿搞政绩秀 不能照搬西方但可以学习借鉴

俞可平教授表示,政府创新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勿搞政绩秀。政府创新不能简单的一刀切,要学习其他地方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的学别人的经验照搬硬套。

他表示,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国外的做法。就国内来说,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各地都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差距非常大,而且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差别也很大,所以任何政策都不能简单的一刀切,不能简单的模仿其他的做法,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那样做的效果就会相反。尤其在县乡两级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现状、公民素质、干部素质,干部群众的实际要求和宏观社会政治环境的具体条件,既积极主动,又实事求是的进行政府的改革创新。

他表示,虽然不能够搞一刀切,不能简单的模仿,但还要重视相互学习。从国际范围来看,政府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偏重制度性改革的部分内容。我们一直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是绝不能照搬的,尤其是西方的政治体制中国绝不照搬,这是我们既定的政治方针、政治原则。但是政府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带有技术性的内容,无论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哪个执政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有更低的行政成本,用更强的执政能力,能够得到公民更多的支持,这一点都是一样的。所以一个有远见,有作为的政治家都会重视政治创新。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也一直重视政治创新,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其实都是很重视政治创新。尤其是联合国近年来一些制度与通过全球范围的政府创新,联合国有一个全球政府创新论坛,国外政府在许多改革创新方面一些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在国内推行的一些,事实证明很有成效,深得人民拥护的政府改革创新举措,最初就是向国外学习、借鉴的。比如说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听证制度,这个听证制度是典型的西方政治制度。现在中央要求,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立法,必须“听证”。还有就是在地方政府广为推广的“一站式”服务,这是公共服务当中最重大的改革。“一站式”服务最初也是西方的,当然我们是中国特色,是学习借鉴过来的,不是照搬。实际上在政府创新领域,在西方或者是国外,很多好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也应当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些内容。国内也是一样,地方政府也要善于学习、借鉴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我前面讲了,我们不能搬,不能一刀切,但是也要特别重视学习、借鉴。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要求,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质在提高,行在效率,增加政府协调能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降低行政成本,发展绩效民主的改革创新。光我们课题组已经搜集到的案例,就有1187个,这些年来我们收集的做的比较好地方政府就是这么多,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就有这么多,所以他们做了大量的改革和创新。有一些改革是有共性的,各级地方政府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既要防止一刀切,也要重视相互学习,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减少成本,取得最大的改革效益。

他说:在现行的政治框架内,各级地方政府改革创新有很多的自主空间。因为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地方政府抱怨,说都是中央的事,我们地方怎么能改革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在现行政策下面,地方政府改革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空间的。我们是地方要听从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改革,这是一个方面,毫无问题的,必须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中央的制度政策给地方留了很大的制度空间,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去,并不是说地方政府要刻板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相反,地方完全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以改革创新的态度,从各地实际出发,大胆的进行创新实验。其实,这一年来,中央推广的许多制度最初都是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产物。比如政府采购、行政审批等,中央都在全国范围推广,最初都是一些地方自己的改革创新举措。

俞可平强调,政府创新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勿搞政绩秀。喜欢做形象工程和政治工程,喜欢作秀已经成为了地方党政干部的顽疾,改不掉的毛病。政府创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就不是简单的劳民伤财,就会严重的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政府创新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少说多做,重在实际效率,重在落到实处,重在人民群众的满意。

各位朋友可能会主义到“中国政府创新奖”申报条件里面有一项,就是前提要求,就是你这个政府创新项目如果要来申报,就是必须先已经做了一年。我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规定在国内的各项奖项当中是没有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一是先看你做得有没有效果,不是先听您说得多好。我们现在很多干部可以说得非常好,而且可以设计得很好,但设计得好,不等于做得好,不等于人民群众最后会真正的满意。政府创新一定要重实际效率,重在老百姓的满意。所以,我们还有一条评估,就是申报以后,专家初选以后,我们要有独立的评估。政府改革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一定要人民满意,要落到实处。所以,我特别强调政府改革创新千万不能做政绩秀,不能搞形式主义。

还要讲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就是我们的社会舆论,也要实事求是的看待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也要充分肯定它的成绩,不要以偏概全,否定改革创新者的业绩,去打击改革创新者的热情与勇气。我刚才讲了,我们确实有一些少数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搞形象工程,作秀,这是有的,是存在的,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所有地方政府的改革都是作秀,那样就不对了。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我最近刚刚看到一份材料,我看国外的一个报道,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国外政府机构的市长写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文章,在西方很有影响。其中他采访了很多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我看他采访到一个在国内还算是比较有影响的学者,这个学者反对搞中国化民主的,反对民主,当然你要反对民主就去反对。然后国外的学者问他,说:“你在中国不主张中国搞民主,主张把法制跟民主分开。你怎么看基层民主的尝试。比如说四川的民主改革?”这个学者这样说:“在我看来,所有地方民主改革事业都是在作秀。”我看了以后非常伤心。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的地方政府改革,涌现了大量的地方改革者,应该说多数的地方政府改革者是想为老百姓做事情,是有一种责任的。因为在我们已有的体制下面,如果他真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他只要按照上级做就可以了,他没有风险。他要改革是有风险的。就以四川为例,四川过去几届“政府创新奖”获奖的,像四川平昌的书记,还有四川雅安的也是书记,应该说他们是真正的改革,不能说他们是作秀。而且你看国外的这个媒体讲的,那个影响就很负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既不实事求是,也非常不负责任,对我们改革创新者会有很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