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科学判断,有所作为,开拓创新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党的四中全会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提出要“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增强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这一论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我们能否抓住20年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处理国际事务和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思考,习惯于停留在经验层次,而没有上升到战略层次;习惯于拿以往的分析框架来套今天变化了的国际现实。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我们在审视国际形势时不得不面对的两个最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思考:一是从冷战的两极格局到今天的“一超独霸”,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二是中国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格局中崛起,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冷战时期没有碰到过的,用以往的经验模式思考很难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必须有新的战略思维,才能在认识上和指导思想上有所突破。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往往对有利的一面看得多一些,而对不利的一面则估计不足,这多少也与我们习惯于经验思维方式有关。战略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最坏的可能性考虑进去。中国能否争取20年的战略机遇期,从外部看,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台独势力的挑战和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对这二者,我们必须将最坏的可能性考虑进去,在政策实践上争取最好的可能,同时作最坏的打算,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需要我们的外交表现出主动性和创造性。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不可避免会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只有积极主动,有所作为,才能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这也是中国树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的需要。当然,我们也要量力而行,量利而行。首先要在亚洲、特别是东亚事务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在处理朝核问题上的所发挥的积极而独特的作用是新世纪中国外交的一个亮点,也昭示了我国外交的走向。在发挥主动性的同时,也要发挥创造性。在涉及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不能只搞“表态外交”,要出主意,提建议,促使问题朝着公正、合理和符合我国家利益的方向解决,这样我们的作用才是实质性的和有价值的。增强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外交资源。从外交主体来说,传统的外交主要是政府的行为,但现在已远远不够。就拿对美外交来说,需要我们打交道的除了行政当局外,体制内的还有国会,体制外的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今天是商界,明天是人权利益集团,后天又是宗教界。双方交往的主体,我们是政府,对方则是社会,这样我们就难免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动员社会的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从外交手段来说,我们要积极发挥“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的作用。过去10年来,中国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分量大幅攀升,使得世界越来越重视中国,但如何使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大有文章可做。在物质力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们同样应该注重软实力的作用。物质力量决定利害关系,精神力量决定人心向背。大到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小到领导人的举止言谈,这些都属于软实力的范围,需要我们用心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