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下乡挂职引出的议论

“博士生下乡挂职”利大还是弊大?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人才成长的好办法还是新的“浮夸风”在侵染学术界?近日,这成了浙江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1999年至今,浙江大学先后有12名博士生在全国率先下到浙江省建德农村挂职服务,当起了当地的乡、镇长助理或厂长助理。浙江大学还与建德市建立了“浙大博士生建德市科教兴农实践基地”。博士生此举,在浙江教育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博士生下乡的得得失失
不少博士生下乡,的确尝到了创业的甜头。浙江大学果树专业博士生祝庭耀在建德市航头镇当上镇长助理后,帮助航头镇完成了320国道两旁绿色果园的建设开发规划,引进了浙江大学张放教授承担的桃大棚无风险栽培研究项目,对船头镇5000亩绿色果园工程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另一名博士生和他的导师开发的一种酶制剂被绍兴的一家饲料厂看中,准备建设上千平方米的车间进行生产。
然而对于下乡的博士生来说,下基层所带来的并不只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喜悦。曾经有一名材料与化工学院的博士生,在绍兴一家纺织机械企业挂职任总经理助理。一年后,这家企业有了很大起色,他也被董事会推举为总经理。但是,这位博士生却受到导师的警告,告诉他再不集中精力完成导师布置的科研任务,将无法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据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吕淼华介绍,到基层挂职服务所需时间较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博士生做学问的时间。此外,博士生在基层帮助解决的问题往往层次不高,与导师布置的科研项目和论文要求不一致,甚至是两码事。
一些下乡的博士生也承认,频繁的基层工作确实对他们的学业和研究工作产生了影响。浙大兽医学专业博士生余旭平,在学校实验室里攻的是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等高精尖项目,但到乡镇后,干的都是科研转化工作,而且工作量都非常大,有时一呆就是3天,经常需要连夜赶回浙大完成实验室里的工作,否则将前功尽弃。
埋头钻研与成果转化
正如余旭平的例子所示,在博士生该不该下乡挂职的问题上,博士生的学业侧重点是人们分歧的真正焦点。
浙江大学一位教授说,如果陈景润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攻克科学堡垒上,他怎么能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这位教授的忧虑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一些人士认为,科研事业不是一年半载就出得了成果的,要成功,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不断努力。博士生是科研领域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到农村去当一名助理,又能有多大的贡献呢?
然而,在祝庭耀眼中,科研与实践的脱节是一种对知识的浪费。祝庭耀说,作为一名农业专业的博士生,不了解农村、不熟悉农业生产的现状、不知道农民的需求是完全不行的。他说,有的博士生或教授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项目通过鉴定或者论文在某权威杂志上一发表就算完成了任务。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研转化上。
针对博士生究竟是该埋头钻研还是应该下乡实践,浙江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冯光明教授提出了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考方式。他说,浙大有上千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有的是搞纯基础理论研究,有的从事建筑、化工、生物技术等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些应用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只要被企业吸收、转化就是好项目。因此,凡是搞应用科学研究的,就应该到社会上去,面向农村的千家万户,面向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
争议背后的思考
博士生下乡挂职的利弊之争,为人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多种思考方式。
在这场争议中,许多人提到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概念,应用科学能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特点是不少人支持博士生下乡的原因。
同时,也有一些人士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疑虑。他们认为,虽然不能简单地将支持或反对“博士生下乡挂职”作为判断是否重视基础科学的标志,但是近年来社会上忽视基础科学的现状却不得不令人担忧。
一位教育界的老专家谈到,9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如今则是“读书赚钱论”盛行,有的家长用“不读书,不上大学,将来赚不了大钱”教育孩子,因此,计算机、建筑、临床医学等专业成为高考热门,而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专业却备受冷落。而有的人更是把能否赚更多的钱,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因此,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应用科学便成了他们眼中的“宠儿”。
这位老专家忧心重重地问道,那么,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基础科学究竟有何价值?基础科学的价值该如何体现?
这些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博士生下乡挂职”利弊之争的范畴,其尖锐性本身将引起教育界更深层次的思考。